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，对独立和分散型系统的需求，以及对可再生能源的期待日益提高。关于生物质能源，也出现了推动商业化的动向，日本农林水产省、内阁府等与生物质有关的七个中央部门于2012年9月公布了“生物质商业化战略”。该战略汇总了历时7个月向有学识经验者征集的意见。
2010年12月出台的“促进活用生物质基本计划”提出了“在2020年利用2600万吨碳当量的生物质，创造5000亿日元规模的新产业”的目标，“生物质商业化战略”也是为达成这一目标而编制的官民信息共享及确认文件。
以下就“生物质商业化战略”的优点以及课题、局限性进行整理。这是笔者通过阅读战略的内容和会议记录、资料，并与部分委员进行讨论，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得出的结果。
首先从“生物质商业化战略”的意义来看。
重新确认生物质的重要性
2000年代初，日本制定了《日本生物质综合战略》，但是因已有行业的阻挠和预算甄别而大幅倒退。在今后，该战略有望重新迈上轨道。
打破纵向格局进行推动
指出了发展方向，即在基本计划的框架内，跨越各中央部门的框架（预算、研究机构），综合进行推进。不过，与美国只有能源部和农业部负责相比，日本的相关政府部门较多。
整理繁多的技术，制作日程表
从多种角度对多个种类细致地整理论点，同时制定技术路线，并将其作为商业化的出发点。各中央部门下属的研究机构及相关民间企业齐聚一堂，汇集了各自的知识经验。
探索地进行选择与集中
与制定日程表相辅相成，对目前有望实现商业化的领域集中进行资源投入。
商业化战略的局限性
另一方面，课题和局限性也为数不少。划时代、世界性的技术真会出现吗？能否形成相应规模的产业和市场？悬念依然存在。
普及蓝图不明朗
虽说应该集中援助已选择的业务和研究开发，但具体的普及蓝图及将如何实现商业化还不明朗。
运输燃料的境遇不明确
应该选择的技术有两种，一种是在短期内可以商业化的技术，另一种是耗时虽久但非常重要的技术。前者已经明确，后者尚不明朗。虽然公平地包罗了各领域的生物质和技术，但另一方面，对于应当作为主力的运输燃料，却因为利害关系复杂而未给予不明确的待遇。笔者觉得，在原料方面重要的是木质（森林资源），在用途方面重要的是运输燃料。
人员的选择有偏颇
虽然召集了大研究组织、大企业的技术人员，但委员中并不包括第一产业相关人士和风险企业。讨论有可能受到已有研究、以及与生物质产地不同的价值观的束缚。通过海外风险公司的动态，可以看出各项技术大致的优胜劣汰，以及超出预料的技术，但在日本不一定能够得到反映。
两年一次的调整是否及时？
技术路线两年调整一次是否得当令人生疑。考虑到走在前面的美国风险企业超乎意料的动向和势头，这样的速度似乎太过磨蹭。而且，日本的技术路线似乎漏掉了在美国正逐渐成为主角的革新技术（直接液化、生物化学与热化学的融合等），也有一些技术投入实用的时间早于技术路线。
“生物质产业城市”的出现存在疑问
日本虽然要发展性、扩大性地消除生物质城市，但林业再生、振兴产稻农村的正题却有可能变得模糊。下水污泥、食品废弃物、一般废弃物、建设废材等城市型生物质容易商业化，回收利用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。这属于可以委任给民间的领域，不在革新技术的范畴之内。如果把商业化有望达到某种程度的“城市”基础设施建设业务纳入到战略之中，在判断政策效果的时候，就难免被用作退路。
以上是对“生物质商业化战略”的概述。回顾过去日本的运输燃料政策，缺乏一贯性、大张旗鼓开始的国家实证项目也已经安静了下来。与制定战略相比，切实执行更加重要。
正像“生物质商业化战略”所强调的那样，官学民联动与研究开发是日本的特点。把生物质作为一项业务开展时，从原料（上游）到利用（下游）的流程管理非常重要。相关中央部门也很多。因此日本注重联动的思路很容易理解。
日本开发革新技术也是利用官民的研究开发预算，由拥有先进关键技术的组织联手，按照日程稳步进行。
但是，在速度、灵活性、超越传统思维的创新性方面，美国风险企业的方式似乎更加合理。在大学创办的风险企业众多的美国，学问与商业实现了融合。
美国创造市场培育风险企业
美国凭借强大的推进政策引领着世界。代表性运输燃料生物乙醇的产量高达542亿升，占世界的64％（2011年）。
而且，风险企业在开发新技术方面也十分活跃，孕育出了超乎意料的革新技术。除了乙醇外，还开发出了异丁醇、汽油与柴油混合燃料、高附加值燃料等多种燃料，化工产品（生物炼制）也得到了发展。
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《可再生燃料标准（RFS）》。该标准规定了每年运输用途生物燃料的最低使用量。美国通过2005年的《能源政策法》制定了该标准，提出了在2012年之前使可再生燃料最低使用量达到75亿加仑（约300亿升）的目标。
美国通过2007年的《能源独立和安全法案》又作出进一步规定，提出在2022年之前，最低使用量要达到360亿加仑（约1360亿升），在延长规定期间的同时，把义务量提高到了5倍。
而且，为了促进开发新技术，法案将技术分成四个大类，分别制定了目标。
四大类分别是“可再生燃料”、“纤维素”、“生物柴油”、“革新技术”。
可再生燃料是指玉米（谷物）乙醇，也可以称之为第1代技术。纤维素是以玉米的茎叶根和木质、柳枝稷等人工栽培植物为原料，是第1代延伸发展而来的技术，也称为第2代技术。
生物柴油是利用大豆和油菜花等植物制造的柴油替代燃料。革新技术包含了上述3类技术以外的技术，也称为新一代技术。
第1代、第2代技术是通过利用了微生物的糖化和发酵作用，把谷物、纤维素植物转换成乙醇的技术。也就是“生物化学转换”。
而革新（新一代）技术只要求原料是生物质、制造的是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（EPA）认证的运输燃料，符合这些条件就不受制约，如今已经成为开发各种各样技术的温床。其中代表性技术就是将原料燃气化并转换成液体燃料的“热化学转换”。
除了第1代技术外，随着其他技术义务量的扩大，轮到革新技术登场了，瞄准这样的日程，风险企业活跃了起来。通过规制首先建立市场，借助风险企业的活力开发新技术，这就是美国的战略。只要提出突出了重点的大致计划，市场竞争就会激发起各个领域的技术开发。以股票上市为目标，凭借个别技术向市场诉求的风险企业，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，结果都非常透明，显而易见。
日本的“生物质商业化战略”虽然全面地对现状进行了详细分析，然而其中并未提到或是作为长期目标的革新技术，如今已经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出现，并以商业化为目标在推进，正在逐渐打破局限性。